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打响了垃圾强制分类的打一炮，包括北京、广州、重庆、杭州、宁波、西安、昆明在内的46个重点城市随之加快垃圾分类各环节建设，也有更多的城市已经或正在出台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垃圾分类的背后，是迫在眉睫的环境保卫战。现代化的城镇生活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生活垃圾的产量不断攀升，“垃圾围城”成了全球许多城市的痛点，垃圾分类也是不少发达国家花费数十年才构建起的一套可行且有效的体系。着眼全国，你是否知道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去哪儿了？放眼世界，我们又能从哪些国家身上学到垃圾分类、回收的相关经验？对大多人而言，垃圾分类那点事儿，看似熟悉，实则陌生……
今年夏天，对于居住在上海的人们来说有些不一样。走在南京路步行街，垃圾桶明显减少了；进出便利店，耳边响起的不再是流行歌曲，而是“垃圾分类歌”；乘坐地铁，车站广播里不断提醒乘客正确投放垃圾；回到家，小区里四色垃圾桶一字排开，站得明明白白；手机上的游戏也不再是王者荣耀，而是“垃圾分类等级测试”……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六月的某个中午，钱小姐和往常一样在公司茶水间给自己泡了杯挂耳咖啡，然后提着盛有咖啡渣的无纺布小袋子走到垃圾桶边。随即她发现，那里比往常多了一只垃圾桶，上头还贴了一张保洁部门的启事：“为响应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今起增设湿垃圾投放桶。请各位同事自觉将剩菜剩饭、瓜皮果核等易腐垃圾投入指定位置，谢谢配合。”不过这并未令钱小姐措手不及，经过之前一段时间的垃圾分类宣传和学习，常见生活垃圾的分类完全难不倒她——咖啡渣被倒入湿垃圾，清空后的无纺布袋则被扔进了干垃圾桶，全过程一气呵成。
李阿姨一家也在条例正式实施前就做好了应对垃圾定时投放的准备——把饭点提前一小时，改到了晚上六点，这样就能确保在19：30垃圾桶“关门”前把垃圾扔掉。李阿姨开玩笑说：“本来我们的吃饭时间是配合女儿的下班时间，现在改成配合社区垃圾桶的‘下班’时间。”于是，一到饭点，给女儿分餐、催家里人赶紧吃饭就成了李阿姨的新日常。
方女士则在购物网站上花了约200元采购了一款三桶一体的分类垃圾箱，还有配套的多色垃圾袋。虽然她和先生分别在两家外资企业任高管，工作十分繁忙，但幸好家中有聘请保洁人员，所以定时定点倒垃圾的新规并没有给他们和孩子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相反，她正上小学三年的孩子每天都兴致勃勃地替家里搞垃圾分类。因曾在澳大利亚留学深造，方女士对垃圾分类十分熟悉，也十分支持。至于最近热销的厨余粉碎机，她表示不会考虑，因为“据说会堵塞下水道，还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资料显示，美国是家庭厨余粉碎机使用率最高的国家，约在50%，比第二名的英国足足高出了44个百分点。那么厨余粉碎机是否环保呢？2006年，纽约环保部门做了一项研究，在大规模产生厨余的地方调查其的用情况，结论显示弊大于利。
好的方面在于，它能减少厨余固废的产生，减少卡车的运输，减少餐厅食堂这类商户的开支。但是，会增加城市用水量，有较高污水管道堵塞的风险（主要是油脂），对合流管道以及污水处理厂造成较大负担从而增加基建投资，较大的氮去除负担，产生的大量的污泥。
荷兰、英国，以及我们国内都做过类似的可行性研究。其中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王凯军教授团队从理论计算上说明了厨余在下水管道沉积的可能性。（吴远远, 郑明霞, 王凯军. 基于破碎处理的家庭厨余垃圾减量及其对下水的影响[J]. 环境工程学报, 2016, 10(5): 2576-2580.）
总而言之，对于商业使用者来说是省钱省事的，但是对于城市基建还是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并需要相应的升级改造。
受到垃圾强制分类影响的不止居民，更有物业公司。在新规实施之前半个月，上海某物业公司已经通知其所负责的一栋办公楼进行分类试运行：每个楼层多配置了两个垃圾桶，并且增加了负责垃圾分类的保洁人员来处理多出来的二十多桶垃圾。
据物业公司负责的人介绍：“刚开始分类的时候干垃圾桶和湿垃圾桶里仍然是乱七八糟的，湿垃圾桶里有纸巾和塑料便当盒，干垃圾桶里有剩饭。”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最难的，为了推广垃圾分类意识，物业公司联系了办公楼内公司的负责人做出了一系列措施，如在办公楼内的垃圾桶附近贴上干垃圾和湿垃圾分类的标语、午休时让垃圾分类保洁人员指导垃圾分类等，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后办公楼的扔垃圾情况已经有了极大改善，办公楼内的垃圾分类基本步入了正轨。
针对垃圾分类试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上海某居民小区的物业公司也主动对自己的工作做出了优化。“很多居民反映，湿垃圾桶‘破袋’投放导致恶臭难闻，尤其夏天，容易滋生细菌，吸引蚊虫，是比较大的卫生隐患，也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改进了本小区的做法：居民往湿垃圾桶投放垃圾时使用我们发放的透明塑料袋，方便检视，不必破袋，等结束投放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统一破袋。”这名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这样做的确提高了他们的管理成本，但应该是能够让居民和有关部门都满意的做法。
是指未受污染的废纸张、废塑料、废玻璃制品、废金属、废织物等适宜回收、可循环利用的生活废弃物；
是指废电池、废灯管、废药品、废油漆及其容器等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废弃物；
即易腐垃圾，是指食材废料、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核、花卉绿植、中药药渣等易腐的生物质生活废弃物；
当然，垃圾分类前夜，依然有人心存侥幸，小赵就是这里面之一。6月中旬，他接到了租住小区的一则通知，小区将在6月20日正式撤出原有的垃圾桶，配备新的分类桶，并开始定时定点投放垃圾。但小赵平时经常加班，到家往往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早上出门又是火急火燎，绕到指定地点扔垃圾对他是个大挑战。小区撤桶的第三天，晚上八点多，对新规不以为意的小赵提着积攒了两三天的垃圾来到了垃圾投放点。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投放点的箱房铁将军把门，丝毫不给小赵机会，打算干脆把垃圾袋扔在门外的他还被居委会的志愿者逮了个正着。对小赵进行批评教育后，志愿者张阿姨用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再三关照说：“不好再有下次的哦，等7月1号就要罚钱了，格趟是来真额（这次是来线分钟，什么样的问题不好解决？”
正如张阿姨所言，这次上海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不再是“狼来了”，而是“来线日，新规施行一周内，上海城管总共开出了190张罚单。被罚最多的是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占问题总数的55%，其次为未按规定设置分类容器，占35%，而乱扔堆放垃圾占比9.2%。按地方来看，问题最多的则是商场，超过六成的单位罚单来自商场（66%），其次为企业和事业单位（35%）、居住小区（32%）、医院（16%）、学校（10%）、党政机关（6%）。
事实上，垃圾分类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多年之前。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8个城市就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结果不尽人意。不少上海市民都记得当时上海也专门搞过垃圾分类宣传，还大张旗鼓地将街头的垃圾桶都换成了分可回收垃圾和干垃圾两种的双桶，但由于缺乏后续的监管考核机制，绝大多数市民还是想怎么扔就怎么扔。
形同虚设近20年的垃圾分类在2017年3月出现了转机。发改委、住建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全国46座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35%以上。住建部部长王蒙徽曾表示，到2020年，各城市全面实施垃圾分类制度，基本建立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和标准体系。
不同以往，这项制度的重要推力来自高层。据新华社报道，2016年12月，国家主席习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2018年11月，习在上海实地了解基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情况时表示，垃圾分类工作是新时尚。“我关注着这件事，希望上海抓实办好。”
有了党中央的明确支持，垃圾分类自然加速步入正轨。2019年6月，固态废料对环境造成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初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对“生活垃圾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防治”进行了专章规定，并提出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而上海打响的，正是全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第一炮。强制分类后最大的改变在于有了明确的责任人，每个垃圾的生产者（即源头）都要承担后续责任，若不能遵守，还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文件显示，7月1日起，对于个人将湿垃圾与可回收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的，若首次被发现且拒不改正，会被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第二次及以上的罚款金额则是100元以上、200元以下。针对单位的处罚更为严格，若拒不执行分类规定，最高会被处以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处罚。
在环境问题方面，日本得到过沉重的教训，上世纪50年代先后出现的水俣病和痛痛病，都是由于工厂排放的污染物所造成的。因此，日本从1954年到1970年间，多次出台并修订相关法案，拉开了日本垃圾分类处理的序幕。
然而，接下来的“垃圾分类”道路并不顺畅。有的人钻法律的空子，有的人找法规的漏洞，接受东京都23区大部分垃圾的江东区议会发起了反对垃圾在此处理的运动，杉并区政府更是直接反对在区域内设置垃圾焚烧厂等。一时之间，这些此伏彼起的活动，被称为“垃圾战争”。是否要坚持垃圾分类处理的问题摆在眼前。
答案是依然要坚持。因为，在垃圾处置方式上，日本当时是以填埋为主，对于土地资源匮乏的岛国来说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于是，1991年日本修订了《废弃物处理法》，出台了《资源有效利用法》，开始将目光投向垃圾的“再生利用”。1992年9月，日本举办了“第一届垃圾减量化全国推进大会”。1993年5月30日，日本实施了为时一个星期的“垃圾减量化推进周”。各大媒体强势宣传，各种活动接连举办，从法律制约的“被动分类”逐渐转变成“市民意识”的主动分类。
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快速地发展，百姓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同时，生活垃圾也爆发式增长，“垃圾大战”和“垃圾围城”同样困扰着台湾社会。
1990年代初，台湾街头出现了一些大型的分类垃圾桶，叫“外星宝宝”，有红蓝黄绿黑五种颜色，专门用来装可回收垃圾。虽然造型可爱，宣传也很多，但以此来鼓励垃圾分类的效果并不好，很快就不了了之，台湾街头依然堆满了垃圾。
1990年代中期，台湾开始推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居民需要垃圾粗分类，未按要求则给予一定处罚；同时也加强对儿童、在校学生的宣导工作，把垃圾分类意识植入孩子们的心里。
当全球很多国家在为“垃圾围城”头疼时，身处北欧的瑞典不仅实现了高达99%的资源回收和焚烧供能比率，甚至还出现了进口垃圾进行再利用的“怪象”。与所有在垃圾分类方面走在前列的国家一样，瑞典自上世纪80年代起推行垃圾分类后，也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起步过程。
刚开始的几年，没有垃圾分类习惯的瑞典家庭依然将各种垃圾一股脑儿扔进垃圾箱内，为此政府不得不安排监督员在各个社区的垃圾站前“站岗”监督，对不按规定丢弃垃圾的行为进行处罚。可瑞典人觉得这一举措粗暴过激，不愿自己生活的残余物被当众围观窥视，大力反对之下，政府只能作罢。
左右为难的瑞典政府后来意识到，教育还是要从娃娃抓起，于是将垃圾分类纳入国民教育大纲，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学习相关知识，参观垃圾回收的过程，再回家向成人普及理念，互相监督，在共同实践中逐渐形成民族传统，内化成行为准则。
大多人都明白，垃圾分类是一项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举措，但垃圾分类能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哪些改变？垃圾分类又为何成了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
以杭州为例，大多人对这座城市的印象是“人间天堂”，但却鲜有人知道杭州市北郊的青龙坞山谷藏着一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杭州市天子岭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它是全国首座符合国家建设部卫生填埋标准的大型山谷型垃圾填埋场，于1991年4月投入使用。
工作人员介绍，杭州市一天生产生活垃圾1.2万吨，三到四年就能把整个西湖完全填满。由于垃圾产量的暴增，原本能使用24年的填埋区，以2倍速提前堆满。2007年至今，已经填了一千七百多万吨垃圾。
这个是杭州唯一一座填埋场，换言之，当这座垃圾场被填满之后，杭州市将没有地方进行垃圾填埋处置，只能等待这些垃圾慢慢自我降解，而易拉罐降解需要200年，塑料制品的降解则需要1000年。
不仅是杭州，中国各地近年来的垃圾生产量也是不断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城镇人口约8.1亿，城镇生活垃圾清运量（城市+县城）约2.8亿吨，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国城市人口平均生产垃圾大约700斤，平均每天2斤左右。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李漱玉和北京建筑大学杨璐明两位学者的最新研究，城市生活垃圾的产量和多个因素都有密切关系。就全国而言，GDP、城市建成区、城镇化率每增加1%，生活垃圾产量平均增加0.11%、0.68%、2.15%；居民消费性支出每增加1%，生活垃圾产量平均降低0.51%。具体到不同的省份或城市，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城市规模扩大和城镇化水平提升是导致垃圾产量上升的根本原因，而GDP增长和人均消费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生活垃圾产量上升。
填埋不够用，降解跟不上，因此就需要焚烧，但不分类焚烧比例低，为了更好的提高焚烧比例，必须分类。
那么垃圾分类究竟能为垃圾的后续处理起到啥作业？答案很简单。分类后的垃圾可以更好地进行无害化处理，也能提高回收利用率，实现垃圾减量和新能源的再生（如垃圾焚化发电、沼气发电等）。
以生活中最常见，也最难降解的塑料垃圾为例。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8年发布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全世界塑料废物年产生量约为3亿吨左右，大量的塑料废物进入土壤和海洋，最终形成白色污染。其中，仅海洋里就有五万亿个塑料碎片，足可绕地球400圈，各地在搁浅鲸类尸体的消化系统中发现大量塑料垃圾的新闻也是屡见报端。据预测，塑料生产在未来20年还将翻一番，到2050年将翻三番达到3.18亿吨。但可怕的是，目前全球各地对塑料垃圾的回收率极低，得到回收利用的仅一成。
这些 “白色魔鬼”不仅对海洋生态造成危害，也在潜移默化间侵入了我们的食物。美国CNN曾做过一个调查，追踪8名志愿者的一周饮食，看他们是否会食入塑料微粒。不幸的是，在所有人的粪便中，平均每10克中就含有约20颗塑料微粒，种类多达9种，几乎覆盖了全部塑料类型。
读到这里，你是否觉得不寒而栗，是否也感受到了垃圾分类的紧迫感？那就行动起来吧！垃圾分类，其实是在拯救我们自己。
城镇化脚步的加速，致使垃圾产量一直上升，中国许多地方“垃圾围城”的现状与数十年前的日本极为相似。
战后的日本经济快速地发展，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垃圾处理问题也随之凸显。当时，垃圾几乎都被丢弃在河流、海洋以及偏僻荒野之地，导致大量苍蝇、蚊子的发生，传染病四处流传，构成城市公共卫生问题。
与此同时，工厂排放的污染物与工业废弃物也大量增加，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水俣病”。大量生产的塑料产品也造成大气污染和公害。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立法机构痛定思痛，相继出台及修改各种相关法律和法规，对垃圾分类及处理进行规范化，使得所有的环节都有法可依。可以说，如今为人所称道日本人的环保意识，是被“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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